法国左翼近代在思想史上的影响是负面的

在当下的法国越来越热衷于以某种“政治正确”的姿态一边反对美以对伊朗的军事打击，一边支持伊朗国内的反政府活动在国际舞台上蹭热度的时候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法国在1978-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期间扮演的那种极其不光彩的角色。

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东地缘政治格局中，1978-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无疑构成了一个转折性事件。它不仅终结了巴列维王朝长达数十年的世俗君主制，更标志着现代伊斯兰神权政治的兴起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法国作为西方主要大国之一，扮演了一个复杂且备受争议的角色。尽管法国长期与伊朗国王穆罕默德·礼萨·巴列维维持密切的战略与经济同盟关系，却在关键时刻为革命领袖阿亚图拉·鲁霍拉·霍梅尼提供了庇护场所，并容忍其在法国境内从事旨在颠覆巴列维政权的政治活动。这一决策虽可视为外交现实主义的一种体现，但其长期后果却深刻影响了法伊关系，并间接加剧了伊朗国内的剧变。

1978年10月6日，霍梅尼在被伊拉克驱逐后抵达法国，定居于巴黎西郊的内奥夫勒-勒沙托（Neauphle-le-Château）村的一座别墅。在此停留的约120天内（直至1979年2月1日离境），霍梅尼将此地转变为革命指挥中心。他通过录音带、电话和面对面会见，持续向伊朗国内传递指令，这些材料被大量走私回国，极大动员了反对巴列维的群众运动。法国政府在巴列维多次外交施压要求驱逐霍梅尼的情况下，选择不予执行。当时的法国总统瓦莱里·吉斯卡尔·德斯坦明确指示外交官员与霍梅尼保持接触，并评估认为巴列维政权已难以维系。这一立场在1979年1月瓜德罗普峰会期间得到进一步确认：法国与其他西方领导人共同判断，巴列维的统治已走向终结。

更为显著的是法国媒体与知识界对霍梅尼形象的塑造。法国主流媒体广泛报道霍梅尼的声明，将其运动描绘为一场反对专制、追求“精神觉醒”的民主转型过程。这种叙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西方对伊斯兰激进主义的警惕。与此同时，一批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对革命给予了高度评价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哲学家米歇尔·福柯。福柯于1978年两次访问伊朗，并在巴黎郊区会见霍梅尼，随后为意大利《晚邮报》撰写系列专栏。他将伊朗革命视为一种超越西方现代性框架的“政治精神性”运动，称赞其参与者展现出非凡的集体意志，甚至将霍梅尼及其追随者描述为一种近乎神圣的道德力量。这一立场后来引发广泛学术争论，许多评论者指出，福柯等知识分子对革命潜在的威权主义倾向缺乏足够警惕，从而在客观上为霍梅尼政权提供了意识形态层面的外部合法性。此外，让-保罗·萨特和西蒙娜·德·波伏娃作为存在主义哲学的标志性人物，也在不同程度上卷入对伊朗革命的支持。萨特在“革命”期间公开表达了对伊朗左翼作家的声援，并通过国际平台宣传反国王异议，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“革命”的全球可见度。

1979年2月1日，霍梅尼乘坐法国航空公司提供的专机返回德黑兰，革命迅速进入高潮。2月11日，伊斯兰共和国宣告成立。然而，此后事态的发展与法国当初的预期形成鲜明反差。革命并未导向预想的民主转型，而是迅速确立了神权统治框架：妇女权利受到严格限制，世俗知识分子与左翼人士遭受系统性清洗，大量异见者被处决或流亡。这一转变给伊朗社会，尤其是知识阶层，带来了深远创伤。

法国自身也很快面临政策后果。1980年伊朗-伊拉克战争爆发后，法国不得不转向大力支持伊拉克，以平衡“失控”的伊朗政权。从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，法国向伊拉克出售了包括133架幻影F-1战斗机、超级军旗攻击机以及大量飞鱼导弹在内的先进武器，总价值数十亿美元，并多次提供军事训练与技术援助。这一立场被视为对早期伊朗政策的一种“纠正”，但也进一步恶化了法伊双边关系，并使法国卷入中东冲突的长期漩涡。

法国在1978-1979年伊朗革命期间扮演的的这种不光彩的角色，体现了冷战后期西方国家左翼政府在中东问题上的典型虚伪：一方面试图维持既有盟友关系，另一方面又通过机会主义姿态为潜在新政权预留空间。这种政策虽在短期内避免了直接对抗，却未能预见宗教的激进化方向，最终导致了人道主义代价与地缘政治反弹。时至今日，当法国在国际事务中再度以特定立场介入类似议题时，这一历史片段仍值得伊朗人深思：

今天流的血，都是当年脑子里进的水。他们嘴里的圣人，会不会是另一种魔鬼？

法国是近现代各种极端主义思潮的大本营和温床，法国的左翼知识分子经常表现出一种“进步种族主义”的倾向，就是嘴上把亚非拉的社会底层吹上天，一口一个人民，实际上把亚非拉人的鲜血和生命当验证自身思想的薪柴。比如萨特和波伏娃这一对公母，前者支持伊朗伊斯兰“革命”，抗议沙阿政权包括强制摘黑头巾等一系列政策。后者在1979年妇女节之后，霍梅尼政权已经凶相毕露准备大开杀戒的情况下，鼓动伊朗妇女走上街头抗议强制带黑头巾。他们完全不在乎自己的影响力、思想和言论会害死多少人，完全把亚非拉人的鲜血和生命当作象棋子在玩弄。